黄铭，江苏常熟人，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博士，现为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为《春秋》学、《礼》学。

【摘 要】“行夏之时”是《论语》中孔子答颜渊问为邦的一项举措，在春秋学中贯彻为两种学说：一为汉代何休的“不显改周正”说，一为宋代的“夏时冠周月”说。前说持不固定之四时观，将“行夏之时”理解为通三统中的改正朔。又认为孔子是素王，不能显改周正，故而“行夏之时”是通过时月日例的比较得出的。后说持固定之四时观，认为夏时得天之正，三代改月而不改时；而孔子却能直接将夏历中的时月对应关系运用到周正上，此即“夏时冠周月”。然而此说最终破坏了固定之四时观。本文认为，“行夏之时”包含官方改正朔和农业生活两个层面，前者四时不固定，后者四时固定，两者并行不悖，至曹魏时，取消了改正朔层面的含义。而“夏时冠周月”的矛盾，也源于两个层次的混用。

【关键词】行夏之时；改正朔；夏时冠周月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云：“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‘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《舞》。’”按照传统的说法，颜渊是孔门最杰出的弟子，具有王佐之才，问孔子为邦之道，孔子告以夏时、殷辂、周冕、韶乐。在经学视域中，这些条目并非简单的列举，而是代表兴礼乐的大事，更是损益周制，设计未来的王法，故而刘宝楠云：“‘为邦’者，谓继周而王，以何道治邦也。”（刘宝楠，《论语正义》，第621页）[对于“问为邦”的解释，主要有两种意见，皇侃认为是“问治鲁国之法”。（皇侃，《论语义疏》，第538页）朱子认为是“问治天下之道”（朱熹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163页）按照《论语》的语境，颜渊所问似乎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治国的方略，而是面向未来，故孔子兼四代之制答之，所以我们取朱子的讲法。]时、辂、冕、乐都是礼制的重要内容，在五经中多有论述，其中“行夏之时”又是重中之重。

《论语正义》

所谓“行夏之时”，简单的说是指采用夏朝的历法。历法的选择不仅针对农业生产，更涉及“天道”与“人事”的政治哲学问题，而《春秋》首书“元年春王正月”，又特别重视正朔问题，故而对于“行夏之时”的讨论也非常充分。更为重要的是，“行夏之时”在后世政治上的落实以及变化，也是以春秋学作为学理依据的。所以本文试图结合《论语》与《春秋》论述三个问题：第一，“行夏之时”是怎样落实在春秋学中的？第二，不同的落实方式背后的义理以及孔子的形象有何不同？第三，分梳“行夏之时”的不同层次，并解释后世“行夏时”过程中的学理变化。

对于“行夏之时”的第一种理解，是汉代何休的“不显改周正说”。何休是公羊学者，公羊学对于历法的关注，主要集中在正朔问题上，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各有不同，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月，即现在农历正月；商以斗建丑之月为正月，即夏历之十二月；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月，即夏历之十一月。三代以各自的一、二、三月为春，四、五、六月为夏，七、八、九月为秋，十、十一、十二月为冬。三代的历法之所以不同，是因为朝代的更迭意味着天命的改易，正朔之改就是为了体现天命的流转，对此董仲舒云：“王者必受命而后王。王者必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制礼乐，一统于天下，所以明易姓，非继人，通以己受之于天也。王者受命而王，制此正月以应变，故作科以奉天地，故谓之王正月也。”（苏舆，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185页）何休亦云：“王者受命必徙居处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号，变牺牲，异器械，明受之于天，不受之于人。”（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11页）可见正朔之改，是王朝得天命的表示。《春秋》记录的是周代之事，那么“元年春王正月”，自然就是周历的春与正月。[《左传》于隐公元年书“王周正月”，也表明《春秋》用周代的历法。]

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

另一方面，孔子作《春秋》是为后王立法，故而《春秋》作为一个法统，是要取代周朝的，此即“《春秋》当新王”的观念。《春秋》作为新的王者，其正朔当用夏历。[如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质文》云：“《春秋》应天作新王之事，时正黑统。”又云：“《春秋》作新王之事，变周之制，当正黑统。”（苏舆，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187、199页）可见《春秋》代周而为黑统，则正朔同于夏朝。]然而《春秋》并非真正的王者，只是孔子空设的一套王者之制，供后世取法，所以孔子不能显改周正，故而“行夏之时”是何休通过经文间隐微的对比得出的。

【春秋经】（哀公）十有四年春，西狩获麟。

【公羊传】何以书？记异也。何异尔？非中国之兽也。然则孰狩之？薪采者也。薪采者则微者也，曷为以狩言之？大之也。

【解诂】据天子、诸侯乃言狩。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，“公狩于郎”是也。河阳冬言狩，获麟春言狩者，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，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。（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1187-1189页）

按照何休的说法，《春秋》的“行夏之时”，是通过“河阳冬言狩”与“获麟春言狩”的比较得来的。然而何休的话不是很清晰，刘逢禄认为：“‘春言狩’下当增‘不从狩郎以正月讥’八字乃明。”（刘逢禄，《春秋公羊释例后录》，第331页）即通过“河阳之狩”、“获麟之狩”、“郎狩”，三者时月日例的比较，得出孔子欲“行夏之时”的结论。下面具体分析。

【春秋经】（桓公）四年，春，正月，公狩于郎。

【解诂】狩例时，此月者，讥不时也。周之正月，夏之十一月，阳气始施，鸟兽怀任，草木萌牙，非所以养微。

【春秋经】（僖公二十八年冬）天王狩于河阳。（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135、138、484页）[案《春秋》于“天王狩于河阳”上书“冬，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蔡侯、郑伯、陈子、莒子、邾娄子、秦人于温”，则河阳之狩当蒙上“冬”字，亦是书时。]

何休“河阳冬言狩，获麟春言狩（不从狩郎以正月讥）者，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，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”的结论，依据的是以上三段材料，论证的逻辑是这样的：首先，狩猎的正确的时间当是周历十二月，即夏历十月。若周历正月，即夏历之十一月，则是“阳气始施，鸟兽怀任，草木萌牙”，非狩猎之时。第二，在时月日例中，狩例时，故而河阳之狩书“冬”，表明狩得其时。狩若书月，则讥其不时，故桓公四年“公狩于郎”书“正月”。以上皆是按照周历，十二月狩则书“冬”，正月狩则书“正月”以讥之。可见时令的合法性为十二月，文辞的合法性是书“冬”，两者完全统一。然而哀公十四年之“获麟”发生在周历正月，不合时节，当书“正月”以讥之，如郎狩一般；然而《春秋》未书“正月”，表明不讥刺；《春秋》不讥刺就表明是合法的，而合法的文辞应当是“冬”，此处却书“春”，是矛盾的。第三，这个文辞上的矛盾，只能用“行夏之时”来解释，因为周历正月，夏历则为十一月，属“冬”，若行夏之时则当书“冬”，那么在文辞上就不矛盾了。故戴望云：“获麟春言狩，而不著月讥文，去周之正，行夏之时，正狩于冬也。”（戴望，《戴氏注论语小疏》，第233页）可见获麟春言狩而不讥，就是为了彰显孔子“行夏之时”的用意。[段熙仲先生亦云：“按何君之意，盖谓春不当曰狩，此以将行夏之时，周之春则夏之冬也，故言狩以示当用夏正，以为后王法，非显然改周正也。”（段熙仲，《春秋公羊学讲疏》，第442页）当然，何休论证的逻辑是有默认前提的，即按照三统循环的次序，继周者应该是夏，而不是殷。否则周历正月，是夏历十一月，殷历十二月，夏历和殷历都是冬季，所以获麟春言狩在“行殷之时”中也能走通。所以何休得出“行夏之时”的结论，是有三统循环的预设在里面。]

《戴氏注论语小疏》

所以按照何休的理解，整部《春秋》都用周历，因为孔子有德无位，须用时王之正朔，表达尊王之义。同时孔子又是“素王”，为后王立法，必定要改正朔，故而采取了如此曲折的方式贯彻“行夏之时”的方略，而不显改周正。

何休以“不显改周正”来贯彻“行夏之时”，这是基于公羊学对于三代历法的理解，即改月又改时，三代改正月，并以各自的一、二、三月为春，四、五、六月为夏，七、八、九月为秋，十、十一、十二月为冬。而且这样的四时观也是汉唐主流的观点，如孔颖达疏《左传》，亦云：“月改则春移。”（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38页）唯有《白虎通》云：“四时不随正朔变何？以为四时据物为名，春当生，冬当终，皆以正为时也。”（陈立，《白虎通疏证》，第430页）持固定之四时观，然而不是主流的看法。到了宋代，三代之四时转为固定，即以夏历之四时为标准。以此为前提，产生了用“夏时冠周月”的方法来贯彻“行夏之时”的观点。此说起于程颐，显明于胡安国，完成于朱子。[程颐《春秋传》云：“周正月，非春也，假天时以立义尔。”（程颐，《二程集》，第1086页）此为“夏时冠周月”说之滥觞。又，朱子虽对胡安国“夏时冠周月”之说大加批评，然其说之实质，亦不外乎“夏时冠周月”。详下文。]下面我们以胡安国作为切入点来论述。

胡安国解释《春秋》隐公元年“春王正月”云：

按《左氏》曰：“王周正月。”周人以建子为岁首，则冬十有一月是也。前乎周者以丑为正，其书始即位曰“惟元祀十有二月”，则知月不易也。后乎周者以亥为正，其书始建国曰“元年冬十月”，则知时不易也。建子非春亦明矣，乃以夏时冠周月。何哉？圣人语颜回以为邦，则曰“行夏之时”，作《春秋》以经世，则曰“春王正月”，此见诸行事之验也。或曰：非天子不议礼，仲尼有圣德无其位，而改正朔，可乎？曰：有是言也，不曰“《春秋》天子之事”乎？以夏时冠月，垂法后世，以周正纪事，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，其旨微矣。（胡安国，《春秋胡氏传》，第2页）

首先，胡安国认为，周代沿用夏历，仅改年，不改正月，亦不改四时；即《春秋》经文“元年春王正月”本作“元年冬十有一月”，周只是以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而已，未改夏历。胡氏又引用商与秦的历法，认为商岁首书“元祀十有二月”，秦岁首书“元年冬十月”，都是改年而不改时、月的证据。其次，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对于周历作了两处改动。先将岁首的十一月改成“正月”，即将“元年冬十有一月”改为“元年冬正月”，此为“周月”。再将“元年冬正月”改为“元年春正月”，对此胡氏又云：

春之为夏正，何也？夫斗指寅然后谓之春，建巳然后谓之夏，故《易》曰：“兑，正秋也。”以兑为正秋，则坎为正冬，必矣。今以冬为春，则四时易其位。《春秋》正名之书，岂其若是哉？故程氏谓“周正月，非春也，假天时以立义耳”。（胡安国，《春秋胡氏传》，第38页）

胡氏认为，四时本来是固定的，“斗指寅然后谓之春”，则夏历的一、二、三月方为春。周历正月是建子之月，并不对应春季。而孔子将“元年冬正月”改为“元年春正月”，是将夏历中季节与月份的对应关系运用到了周历之上，即周历之一、二、三月亦为春，这就是程子“假天时以立义”的意思，也就是“夏时冠周月”之说。对此，赵伯雄有精当的总结：

周正的正月并不是春（是冬），如今在“周月”之上硬加上一个“春”之名，实际上是借用了夏历里面“正月”所对应的那个天时，所以叫做“以夏时冠周月”。胡氏这里所说的“夏时”，已不单纯是指夏历的春夏秋冬，而主要是指夏历里春夏秋冬四时与月份的对应关系，或者说是夏历的内部秩序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，才不会认为胡氏之说荒诞无稽。（赵伯雄，《夏时冠周月解》，载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第4期，第50页）

确如赵先生所说，“夏时冠周月”并不是指月份用周历，四时用夏历，这个明显是对不上的。如果以此批评胡氏，是未能理解“夏时冠周月”的本意。而朱子对胡氏的批评就比较深入，朱子云：

《孟子》所谓七、八月，乃今之五、六月，所谓十一月、十二月，乃今之九月、十月，是周人固已改月矣。但天时则不可改，故《书》云“秋，大熟未获”，此即止是今时之秋。盖非酉、戌之月，则未有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获也。以此考之，今《春秋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，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。伊川所谓“假天时以立义”者，正谓此也。

《春秋》正朔事，比以《书》考之，凡书月皆不著时，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。至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然后以天时加王月，以明上奉天时、下正王朔之义。而加春于建子之月，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。（朱熹，《朱子文集》，载《朱子全书》，第1910、1330页）

朱子认为，《孟子》中的七、八月，应该是“今之五、六月”，南宋时用的是夏历，孟子所处为周代，周历的七、八月即是夏历的五、六月，则周人已经改正月了，而非孔子改之，那么胡安国认为周人沿用夏历之说是错误的。这个质疑得到了后世学者的支持，[《周礼》有正月、正岁之别，正月为周之正月，正岁为夏之正月，这是周已改正月的明证。更进一步讲，胡安国认为商、秦不改正月也是错误的。顾炎武以为，史书载秦称“元年冬十月”，是“太初正历之后，记事者追改之，非当时本称也”。因为汉朝本沿用秦正，太初改为夏正，那么在记载秦代历史时，自然将秦历正月追改为夏历十月，故有“元年冬十月”之文。既然“元年冬十月”是汉代史书的追改，那么秦朝沿用夏历之说就不能成立。（详见顾炎武，《日知录校注》，第173页）胡安国又以为，商称“元祀冬十二月”，这是商沿用夏历的证据。然而此语出自伪古文尚书《伊训》篇，而《汉书·律历志》引古文尚书《伊训》作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，伊尹祀于先王，诞资有牧方明”，并以此日为“朔旦冬至”。时间能具体到冬至，而冬至在夏历十一月，于商为十二月，则《伊训》书“元祀冬十二月”，反而证明了商亦改月。（详见戴震，经考》，载《戴震全集》，第1384页）故而胡安国以为三代不改正月的说法是错误的。]已成定论。另一方面，朱子也认为，四时本固定，当以夏历为准，而周人并未改四时。如《书》云“秋，大熟未获”，应该是到了“酉、戌之月”，即夏历之八、九月，时为仲秋、季秋，才能看出“大熟未获”。夏历八、九月，当是周历十、十一月，若周人已改四时，则当书“冬，大熟未获”，《尚书》仍书“秋”，则此为周人未改四时之证。然而周人已经改月，却未改时，时月之间并不协调，如上引《尚书》之语若写的更为详尽，则会出现“秋，十月（或十一月），大熟未获”的文字，而在夏历中，十、十一月当对应冬季，而非秋季，显然有矛盾。孔子对《春秋》做的笔削，即是解决这个矛盾，将夏历中时月的对应关系用到周月上，即以周历的一、二、三月为春，四、五、六月为夏，七、八、九月为秋，十、十一、十二月为冬，“假天时以立义”，将“正月”与“春”相配。“正月”代表王者的政教，“春”代表天道，两者相配是以天道正王政。

《春秋胡氏传》

由此可见，朱子总体的思路以及最终的结果，与胡安国“夏时冠周月”说别无二致，更是作了“周已改月”的修正。而且这个修正是必要的，因为胡安国之说不但有考证上的错误，而且认为孔子已改正月，在义理上也有致命的缺陷。故黄泽批评胡氏云：

（文定）又云“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”，则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，其舛误最甚。

（文定）又谓“夫子有圣德，无其位，而改正朔”，如此则正月亦是夫子所改……泽之愚见，只是依据三传及汉儒之说，定以夫子《春秋》是奉王者正朔，以建子为正，此是尊王第一义，决无改易。（黄泽，《春秋师说》，第48、89页）

在春秋学脉络中，正月是王者所制，代表王政的开端，故“王”在“正月”之前，奉王者之正朔，为尊王第一要义。这也是何休“不显改周正”说的用意。若依胡安国之说，周制本不改月，周之正月为孔子所改，则大违尊王之义。另一方面，“夏时冠周月”说的目的是“上奉天时，下正王朔”，通过捋顺时月之间的关系，表达以天道正王政的义理。如果周正月是孔子所改，则孔子本人未能尊王，遑论以天道正王政了。所以我们认为，“夏时冠周月”之说，经过朱子的修正，才算最终完成。

将“不显改周正”说和“夏时冠周月”说进行比较，我们会发现，“夏时冠周月”说的结果，是《春秋》中的周代改正月亦改四时，而这恰好是何休“不显改周正”说的前提，即不固定之四时观。另一方面，“夏时冠周月”说的目的，即整齐时月，“假天时以立义”，与公羊学中的“正五始”完全一致，即何休所云：“《春秋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，以天之端正王之政，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，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。”（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第13页）这属于“大一统”的范畴。而“不显改周正”说，关注的是“继周而王”的正朔问题，属于“通三统”的范畴。二说的立足点不同，孔子的形象也有差异。在何休那里，孔子是“素王”，虽为万世立法，却不直接出场，故而不显改周正。在胡安国、朱子那里，孔子也为万世立法，然而是直接出场，以夏时之道冠周月，径直以《春秋》为天子之事，而不兼顾孔子尊时王的义理，则孔子超越政统，作为道统的代表，这也符合宋明理学中的圣人观。此外，从立论之基来看，“不显改周正”说的前提是三代改正亦改时，属于不固定之四时观，新王崛起后改正朔，四时随之而改，仍是不固定之四时观，理论系统是自洽的。而“夏时冠周月”说的前提是固定之四时观，四时依夏历不可改，结果却是打破了固定之四时观，以求天时与王月的协调，理论本身是矛盾的。

更为复杂的是，朱子对于“行夏之时”还有另外一种理解。

某亲见文定公家说，文定《春秋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，以周正纪事。谓如“公即位”，依旧是十一月，只是孔子改正作“春正月”。某便不敢信。恁地时，二百四十二年，夫子只证得个“行夏之时”四个字。据今《周礼》有正月，有正岁，则周实是元改作“春正月”。夫子所谓“行夏之时”，只是为他不顺，欲改从建寅。（朱熹，《朱子语类》，第2159页）

这段的主旨虽然是反驳胡安国孔子改正月的观点，然而对于“行夏之时”的理解却不是“夏时冠周月”，而是“改从建寅”，不是用夏历的时月对应关系用于周历，而是直接采用夏历。而且论证的思路也颇为有趣，朱子认为，《周礼》有“正月”，有“正岁”。按照郑玄的说法，正月是周历正月，正岁是夏历正月。朱子云：“周实是元改作‘春正月’。”则朱子以为周代官方已经改时改月了，“行夏之时”就是“改从建寅”，直接使用夏历。但是按照朱子之前“夏时冠周月”的讲法，周制原作“冬正月”，改月而未改时，“春正月”是孔子所改，则朱子此处否定了前说。更重要的是，朱子所引《周礼》“正月”与“正岁”之分，也引导我们思考“行夏之时”的层次问题。

从经典诠释的角度看，对于《论语》“行夏之时”的解释，有两个层面的内容：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引孔子曰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行夏之正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《舞》。”（范晔，《后汉书》，第3641页）关注点在“继周”而王者，则“行夏之正”属于“通三统”中的改正朔问题。而皇侃《论语义疏》则云：“行夏之时，谓用夏家时节以行事也。三王所尚正朔、服色虽异，而田猎祭祀播种并用夏时，夏时得天之正故也。”（皇侃，《论语义疏》，第538-539页）关注点在“田猎祭祀播种”，因“夏时得天之正”而为民间采用。改正朔属于官方层面的宣誓天命，三代使用各自的正朔，而民间自用夏时，方便农业生活，两者并行不悖。故而《周礼》有“正月”、“正岁”之别，而《逸周书·周月解》亦云：

万物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天地之正，四时之极，不易之道。夏数得天，百王所同。其在商汤，用师于夏，除民之灾，顺天革命，改正朔，变服殊号，一文一质，示不相沿，以建丑之月为正，易民之视，若天时大变，亦一代之事。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，改正异器械，以垂三统，至于敬授民时，巡狩祭享，犹自夏焉。

由此可见，改正朔与民间用夏时区分的非常清楚，民间的农业生产注重“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”的“不易之道”，故而百王都以夏时为标准；而王朝的改换则通过改正朔表明天命所归，那么作为改正朔的“行夏之时”是可以变的，殷以建丑之月为正月，周以建子之月为正月，而历法上的四时也随正月而变化，故江声《论语竢质》云：“夏时，谓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为正也，此为周后言之也……凡建子后必建寅也，周正建子，则继周者自当建寅。故子曰行夏之时，是据继周者而言，非谓长行夏时，历久不宜改也。”（江声，《论语竢质》卷下，第7-8页）可见在改正朔层面，不是“长行夏时”，而是三统循环，行夏时的王朝若再往后推一代，则新王朝当以建丑之月为正，这一点也体现在汉、魏两朝的改正朔中。

《汉书》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“太初元年……夏五月，正历，以正月为岁首。”颜师古云：“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。未正历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，今此言以正月为岁首者，史追正其月名。”（班固，《汉书》，第199页）汉朝初期沿用秦代历法，以建亥之月，即夏历十月为正月。但是汉人有孔子作《春秋》为汉立法的观念，《春秋》假托之新王由汉朝来落实，《春秋》“行夏之时”，汉朝亦当如此，故而武帝于太初元年，将原来所行的秦正改为夏正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云：“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，山茌县言黄龙见。于是有司奏，以为魏得地统，宜以建丑之月为正。三月，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。”（陈寿，《三国志》，第108页）魏继汉而立，当改汉朝之正朔，汉用夏正，则魏当用殷正，故夏历三月应改为殷历四月。《三国志》又云：“改太和历曰景初历。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，至于郊祀、迎气、礿祠、蒸尝、巡狩、搜田、分至启闭、班宣时令、中气早晚、敬授民事，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。”（陈寿，《三国志》，第108页）则官方改历用殷正，郊祀民事等皆用“正岁斗建”即夏历，两者并行不悖，而且统治者对于两者的区分是清楚明了的。

之后齐王曹芳即位，则将殷正改回了夏正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三少帝纪》云：“诏曰：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，臣子永惟忌日之哀，其复用夏正；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，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。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，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，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。”（陈寿，《三国志》，第118-119页）由诏书可知，齐王曹芳认为明帝所用的殷正，属于通三统的范畴，与“夏正得天数之正”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，然而改殷正为夏正，是“违先帝通三统之义”，则此处将通三统的意义消解了。故段煕仲先生云：“自斯以后，一用夏正，不复纷纭改正朔矣。”（段煕仲，《春秋公羊学讲疏》，第448页）那么“行夏之时”也只剩下了“夏正得天数之正”的含义。

回到《论语》“行夏之时”的解释，汉人的解释原集中于通三统中的改正朔问题，故在解释《春秋》时持不固定之四时观，而民间自行夏时，两不相悖。同时官方所改之正朔恰好是夏正，两个层面的夏时正好重合。魏曹芳之后，将改正朔的意义消解了，则只剩下“夏时得天数之正”的含义，固定之四时观就成了主流。然而将固定之四时观落实在《春秋》中就出现了大问题，如“夏时冠周月”说，强调的是夏时得天，这层意义本针对民间的农业生产，却套用到了改正朔上。认为周朝已经改了正朔，四时却不随正月而改，孔子将夏历中的时、月对应关系套用到周历上，改了四时。如此则周、夏混用，以固定之四时观为前提，最后却转为不固定之四时观，迷失了根本。故而黄泽云：

案胡氏云：“以夏时冠月，垂法后世。以周正纪事，示无其位，不敢自专。”据此，所谓“以夏时冠周月”，最害大义，于圣经之累不小。据所引商、秦不改月为证，是周亦未尝改月。据夏时冠周月，是孔子始改时。又云：“仲尼无其位，而改正朔”，则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，其舛误最甚，盖由所见实未明，而欲含糊两端，故虽主周正，而又疑于时之不可改；既主夏时，而亦疑于建子之非春。是以徒费心思，而进退无据。其误在于兼取，用夏从周，是欲两可，而不知理实不通。（黄泽，《春秋师说》，第47-48页）

黄泽所谓的“主周正而又疑于时之不可改”即是固定之四时观，“主夏时而亦疑于建子之非春”即是不固定之四时观，所以“夏时冠周月”说的症结，在于将固定之四时观用到通三统上，混淆了农业生产和改正朔两个层次的问题，“其误在于兼取”，含糊两端，自然站不住脚。

《春秋师说》

另外一方面，虽然“夏时冠周月”说在考证上是错误的，却彰显了汉、宋春秋学的差异，特别是孔子形象的差异。在汉代春秋学中，孔子是“素王”的形象，有德无位，既在历史之中，又在历史之外。孔子在历史之中，故而要尊时王；在历史之外，则可以为后王立法。这两种特质的结合便是何休的“不显改周正”说。而在宋代春秋学中，孔子是天理的代表，完全高于政统，超然于历史之外，故而可以直接改动历法。而汉、宋春秋学中两种不同的孔子形象，似乎又有逻辑上的关联。汉代春秋学强调孔子为汉制法，那么孔子制定的是一代之法还是万世之法，是悬而未决的。如果是一代之法，那么汉之后的王朝应该改变孔子所定的制度，如魏明帝改汉代的夏正为殷正。如果是万世之法，则汉以后每一代王朝都应当取法于孔子所定的制度，每一个朝代都是“继周”，不断的返回原点，那么通三统的意义也就在内部被消解了。恰巧夏时得天数之正，曹魏之后不改正朔，都行夏时。那么又结合宋代的理学观念，孔子的形象自然也由“素王”转为天理的代表，故而在《春秋》中就可以直接改动历法。